湛江师范学院 哲学博士、张永义
摘 要：河洛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文化总体属性之下诸多次区域文化风貌的形成也都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闽南文化，由于其深厚的底蕴、丰富的特质和独具意义的时代内涵，在海内外一直发挥着广泛而重要的作用。河洛文化对素有“天南重地”之称的雷州半岛区域产生影响的途径有两种，一种为次要途径，乃雷州半岛区域在较小程度上直接受影响于河洛文化；一种为主要途径，雷州半岛区域以闽南文化为介质而广泛且深刻地受影响于河洛文化。因雷州半岛区域特有的央地关系与地理位置而形成的贬官文化对河洛文化在雷州半岛区域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透过闽南文化，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的语言文化、思想文化、神龙文化、信仰文化、民俗文化和姓氏文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关键词：闽南文化 河洛文化 雷州半岛）
作为中原文化圈的核心文化与代表文化，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认同建构过程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文化总体属性之下诸多次区域文化风貌的形成都产生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闽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底蕴、丰富的特质和独具意义的时代内涵。雷州半岛区域素有“天南重地”之称，在其漫长的历史演进与文化流变中，形成了内涵丰富、多元并蓄的地域性人文风情。在雷州半岛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河洛文化以闽南文化为介质，对雷州半岛区域的语言文化、思想观念和民俗风情等多个文化断面都发挥了重要影响。一、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的核心文化，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在于正统性、源头性与传承性。《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和“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而内容又十分丰富的图案，凝结了古代先哲超凡的智慧。至汉代，一些经学家和思想家用“河图洛书”解释《易经》的八卦和《尚书·洪范》的五行，从而形成了“阴阳五行”之学说。同时，“河图洛书”作为中国儒家经典来源，蕴含着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原创思想，并由此衍生出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医学、天文、历算以及兵、刑、道、法等的重要内容。河洛文化产生于夏商、成熟于周、发达于汉魏唐宋、并不断被历代传承。河洛文化既包括以农耕经济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内涵，也包括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心理等精神文明内涵。
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产生影响的途径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雷州半岛区域直接受影响于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其地理路线为“湖南——桂东地区——粤西地区”。这是一个次要途径。秦始皇攻占楚国后，委派屠睢为统帅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为解决运输和给养问题，秦始皇特地命史禄主持开凿了长达60公里、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灵渠因此成为隋唐以前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水上通道，大大便利了包括雷州半岛区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之后，为开发岭南，秦始皇除命令攻占岭南的军人长期驻守于此地外，还将数10万“罪人”发配岭南。统帅赵佗还向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因此，岭南人口的成分发生重要变化，南迁汉人给包括雷州半岛区域在内的泛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河洛文化。在此后的历代人口迁移中，由此地理路线承载的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产生了持续影响。
河洛文化影响雷州半岛区域的第二种途径是雷州半岛区域直接受影响于闽南文化，从而间接受影响于河洛文化，但这种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是河洛文化影响雷州半岛区域的主要途径，其地理路线为“闽南地区——雷州半岛区域”。河洛区域的先民首先迁徙南方，把河洛文化带到闽粤地区。一向自称为“河洛郎”的闽南人在历史上不断迁至雷州半岛区域，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于南宋末期。当时因逃避元军与宋军的战乱，闽南先民除大量播迁至台湾外，还有十几万闽南莆田人移民到雷州半岛区域。此外，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倭寇侵略和当局严酷的海禁政策，闽南沿海的“河洛郎”们也陆续移民至雷州半岛区域。还有少量莆田人在移居潮汕地区几百年后“第二次”移民到雷州半岛区域。这种大规模的“直接移民”方式对河洛文化在雷州半岛区域落地生根具有最为明显的作用。
在文化史上，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一起对雷州半岛区域交互性地产生着影响。晋代至南朝时期，“五胡之役”、“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连不断，民不聊生，河洛先民为逃避战乱而纷纷举家南迁，进入苏、皖、赣、粤、闽等地区，此为第一次客家人南迁。唐朝南诏之乱及黄巢起义之时，中原地区战乱又起，河洛先民再度大规模南迁，是为第二次客家人南迁。北宋灭亡，宋高宗南渡，客家先民又分批南徙至广东等地，此为第三次客家人南迁。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之间，广东客家人与当地人之间长达十余年的土客大战后，众多客家人再次南下或东渡，是为第四次南迁。
南迁或续迁的的闽南民系虽然远离中原河洛区域多年，但仍然保持着河洛文化的传统。如闽南民系或客家民系的堂号堂联、文化教育、生活习惯、语言发音、婚丧礼仪、年节庆典等，皆自然地沿袭着河洛人之传统。之后闽南人再迁入雷州半岛区域，自然也将使河洛文化传统在雷州半岛区域落地生根。(责任编辑：品牌湛江网)
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产生影响的途径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途径是雷州半岛区域直接受影响于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其地理路线为“湖南——桂东地区——粤西地区”。这是一个次要途径。秦始皇攻占楚国后，委派屠睢为统帅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为解决运输和给养问题，秦始皇特地命史禄主持开凿了长达60公里、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灵渠因此成为隋唐以前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水上通道，大大便利了包括雷州半岛区域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直接交流。之后，为开发岭南，秦始皇除命令攻占岭南的军人长期驻守于此地外，还将数10万“罪人”发配岭南。统帅赵佗还向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因此，岭南人口的成分发生重要变化，南迁汉人给包括雷州半岛区域在内的泛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河洛文化。在此后的历代人口迁移中，由此地理路线承载的河洛文化对雷州半岛区域产生了持续影响。
河洛文化影响雷州半岛区域的第二种途径是雷州半岛区域直接受影响于闽南文化，从而间接受影响于河洛文化，但这种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是河洛文化影响雷州半岛区域的主要途径，其地理路线为“闽南地区——雷州半岛区域”。河洛区域的先民首先迁徙南方，把河洛文化带到闽粤地区。一向自称为“河洛郎”的闽南人在历史上不断迁至雷州半岛区域，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发生于南宋末期。当时因逃避元军与宋军的战乱，闽南先民除大量播迁至台湾外，还有十几万闽南莆田人移民到雷州半岛区域。此外，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倭寇侵略和当局严酷的海禁政策，闽南沿海的“河洛郎”们也陆续移民至雷州半岛区域。还有少量莆田人在移居潮汕地区几百年后“第二次”移民到雷州半岛区域。这种大规模的“直接移民”方式对河洛文化在雷州半岛区域落地生根具有最为明显的作用。
在文化史上，闽南文化与客家文化一起对雷州半岛区域交互性地产生着影响。晋代至南朝时期，“五胡之役”、“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连不断，民不聊生，河洛先民为逃避战乱而纷纷举家南迁，进入苏、皖、赣、粤、闽等地区，此为第一次客家人南迁。唐朝南诏之乱及黄巢起义之时，中原地区战乱又起，河洛先民再度大规模南迁，是为第二次客家人南迁。北宋灭亡，宋高宗南渡，客家先民又分批南徙至广东等地，此为第三次客家人南迁。清康熙中期至乾隆之间，广东客家人与当地人之间长达十余年的土客大战后，众多客家人再次南下或东渡，是为第四次南迁。
南迁或续迁的的闽南民系虽然远离中原河洛区域多年，但仍然保持着河洛文化的传统。如闽南民系或客家民系的堂号堂联、文化教育、生活习惯、语言发音、婚丧礼仪、年节庆典等，皆自然地沿袭着河洛人之传统。之后闽南人再迁入雷州半岛区域，自然也将使河洛文化传统在雷州半岛区域落地生根。(责任编辑：品牌湛江网)